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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百年的守正与出新

2018-12-07 02:23:09

中华书局:百年的守正与出新

原标题:中华书局:百年的守正与出新

【企业精神寻访录⑩】

2012年3月的一个夜晚,87岁的陆费铭琇老人点燃了一盏明灯。火种开始传递,从耄耋之年的老,到中坚一代,直至十来岁的稚嫩孩童,10位传灯使者手中的灯火,依次点亮。此刻,距离陆费逵初创中华书局时的1912年,整整过去了一百年。

强毅、专一、前进,当年,出版家王云五曾这样评价陆费逵的性行。百余年来,这位创始者的情操与格局,在几代中华书局人的血脉中薪火相传,成为这家出版重镇的精神根基。

强毅

立国之本,在乎教育;教育根本,实在教科书。教育不革命,国基终无由巩固。教科书不革命,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。在1912年发表的《中华书局宣言书》中,陆费逵如此阐述中华书局的使命。不久之后,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自己的《中华教科书》。

没有了以往教材中的枯燥说教,顺应辛亥革命的时代潮流,提倡教育改革,《中华教科书》成为我国历史上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教科书,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来,一举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。老一辈学者中有不少人正是因为这套教科书而与中华书局结缘,历史学家邓广铭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曾回忆:这些教科书使我耳目一新,扩展了我的视野,也开拓了我的思路。

《中华教科书》成功了,然而,麻烦也随之而至。1914年3月,当时的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关书局,要求在教科书中加入颂扬大总统袁世凯的内容。1916年1月,《日本》《国耻》《明国耻》等课文中的爱国主义内容,招致日本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。面对强权,中华书局旗帜鲜明,毫不妥协,始终保持着坚持进步、反对倒退的强毅。

中华书局经历百年风风雨雨,至今仍能屹立于学术之巅,靠的是两个字:一个是特字,一个是精字。中华书局原总经理李岩解释说,特是举世无双,不求,但求;精是精益求精,不求,但求。

专一

早期的中华书局,凭借其独树一帜的个性,吸引了大批志趣相投的学者加盟,梁启超、沈雁冰、刘大杰、张相、黎锦熙、田汉、陈伯吹等或受聘,或特约着述,一时风景,蔚为大观。

1958年,中华书局成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,徐调孚、陈乃乾、赵守俨、宋云彬、杨伯峻、王仲闻等古籍整理专家陆续汇聚中华书局。这个阵容与30年前相比,也毫不逊色。中华书局在时任总经理兼总金灿然的倡导下,学术气氛浓厚。回忆起调入中华书局工作的日子,出版家戴文葆说,中华书局成了他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。

在部的工作档案中,我曾见过王仲闻先生审读加工《全宋词》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审稿记录和与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讨的信件,还见过周振甫先生审读《管锥编》时长达数万言的审稿意见。现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,为前辈们的风范深深折服。1987年,当他开始担任《全唐诗补编》时,效法老一辈的学术态度、奉献精神,成为他的不二选择。

《补编》看似一部文学作品辑补之作,实际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难度的学术考订着作。在此期间,我系统搜集国内相关着述,并予以鉴别,再与作者往返通信,商讨书稿的有关细节,彼此成为志趣相投的挚友,因缘难得。徐俊说,在学者型集中的中华书局做,要熟悉书稿所涉及学科的研究状况,而不能满足于书稿的一般技术性处理,已经成为一种传统。

前进

对于熟悉中华书局的人来说,前进的精神一以贯之,历史学家何兹全就曾道出其中的奥秘。他说,在其他出版社还在影印出版古籍的时候,中华书局就出版了不少标点本、排印本,像《四部备要》。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,有标点、有分段,更方便现代人使用。

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谈会上,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寄语中华书局守正出新四个字,很快成为新世纪中华书局的局训。为了弘扬传统、服务学术,重要的基本古籍,即使内容再专,市场再小,也要坚持出版。与此同时,挖掘典籍中的精华,让大众通过不同的载体和方式共享传统智慧,同样义不容辞。

于是,《中华经典藏书》《中华经典名着全本全注全译》《中华国学文库》陆续面世。普通读者发现,放下繁体竖排的身段,这些新式标点、简体横排的经典,面目变得亲切可爱,而古籍整理的严谨态度并未稍减半分。

古籍数字化的尝试也在这里进行。2014年6月,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全国多家图书馆投入使用,首期收录近300种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,共2亿多字,引用文献可以自动生成引用脚注,与查阅纸书一样准确。

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,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;我们希望教育进步,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。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,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。陆费逵这句名言镌刻在中华书局的大厅,激励着每个从这里走过的中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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